办好自己的事，为国际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长易纲在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中国人民银行主场论坛上的演讲

办好自己的事，为国际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易纲 2025年10月28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办好自己的事，为国际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都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最新发布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再度提出：“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贸易快速发展，是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的重要受益者、贡献者和改革者，并且已经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着核心成员的作用。

按照党中央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经济整体上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出口持续增长，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和福祉大幅提高。这些历史性成绩的取得，受益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

中国在参与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市场机制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虚心学习的态度。比如历史上国际开发机构向中国提供贷款，国际组织向中国提出经济金融改革建议，我们都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国际经验。小到采购招投标、贷款管理、防腐败等具体要求；大到宏观政策的建议，凡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议和经验，我们都虚心地听取和吸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做好解释工作。

这种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在金融治理方面的一个案例就是巴塞尔协议。我国早在1995年出台《商业银行法》时，就借鉴吸收了巴塞尔协议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许多原则。目前，《巴塞尔协议III》已在我国正式实施，其治理理念和治理工具已在我《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等银行监管实践中得到合理运用，对于不断提升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发挥着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目前已发挥着核心成员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于1980年重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06年中国加入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更加深度地融入了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部分，发言权和代表性大幅上升。2009年，中国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员；2012年中国银行代表我国成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董事会成员。2015年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的治理中，中国也都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了从边缘听会、到正式参会、再到参与中央角色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边际上不断改进国际金融体系，一直在强调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积极在全球金融安全网各个层面的建设上贡献智慧与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金融安全网是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汇率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全球金融安全网有四个层次：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双边层面和国别层面。

一是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设立以来，一直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组织者，长期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汇率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与基金组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推动基金组织完善贷款工具，开展份额和治理改革，促进发展中经济体发言权和代表性的提升。中国2017年还与基金组织合作建立了中国-基金组织能力建设中心（CICDC），借助基金组织专业优势，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经济部门官员提供专业培训。

在全球经济危机时，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增发特别提款权（SDR）提振经济、维护金融稳定。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面临严峻下行压力。我曾于2020年7月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支持基金组织实施SDR普遍分配。经过大多数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和艰苦的多边谈判，这一倡议得到基金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并最终促成SDR普遍分配在2021年成功落地，对帮助基金组织各成员国、尤其是尚未被全球金融安全网充分覆盖的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冲击、提振信心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在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支持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多边努力，建设性参与全球主权债务协调和治理，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支持遭受疫情冲击的低收入国家，提供的缓债规模占全部缓债的45%，是最大贡献方。此后，在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下，中方与各方一道，推动并引领乍得、赞比亚和加纳债务处理基本收官，埃塞俄比亚也已与双边官方债权人达成重组方案。共同框架之外，中方还参与斯里兰卡、苏里南和马拉维等其他国家的债务处理。中方在债务处理中始终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推动多边债权人提供更多优惠资金，督促私人部门债权人做出可比贡献。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主权债务重组的规则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主权债务治理体系。

二是区域层面，我们始终坚持以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宗旨，不断推动清迈倡议改革与完善。自2000年创立以来，清迈倡议在资金规模、救助工具和区域经济监测等方面持续升级，已成为亚洲区域金融安全网的核心支柱。其发展过程也体现出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变化和本地区的制度特色。2021年，清迈倡议在美元贷款的基础上引入本币出资条款；2025年5月，清迈倡议框架下进一步推出以人民币等可自由使用货币出资的快速融资工具。这一创新不仅拓展了清迈倡议的可用资源，也彰显出其区域特色，是本地区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积极进展。

三是双边层面，双边本币互换已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促进了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又为全球金融安全网提供了有益补充。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双边本币互换，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自2009年以来，人民银行积极稳妥推动与多个国家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目前有效协议32份，规模约4.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国别层面，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一般首先反映在债务偿付和违约风险上，因此一国外汇储备在金融安全网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历史，我国的外汇储备，对于保障国内改革、应对外部冲击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积累，提升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信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和赞誉，这离不开外汇储备的支撑。外汇储备也是2005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机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2010年的时候，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四年增长超过4000亿美元，总规模已超过2.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比例已高达30%，远超当时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10%的占比，即使是人均外汇储备水平也比全球平均高出了50%。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与我国经济更多转向内需拉动、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发展趋势并不一致。

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最终形成的结论是，外汇储备应当保持适度规模，并在币种配置上保持合理结构。该认识的形成，当时主要还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综合成本收益分析的考虑，而今天地缘政治风险的背景，更加凸显了这一认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扎实落实中央提出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的战略方针，努力改变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状况，外汇储备规模主动成功瘦身，从2014年的最高点近4万亿美元，回落至2016年3万亿美元出头的水平并保持基本稳定。主动瘦身为今天外汇储备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赢得了先机，减少了压力。

总的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一直保持在比较合适的水平，在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应对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论是1994年之后的快速增长阶段，还是2014年-2015年的主动调整阶段，外汇储备规模都支持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需要。2016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仍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总量的逐步增长，外汇储备规模占GDP的比例其实是在逐步下降的，趋于一个合适水平。

另外，在讨论外汇储备规模问题时，也要考虑其来源的结构。随着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外汇储备余额中来源于外汇储备经营收益的比例逐步上升，目前外汇储备余额中相当大部分是历年的储备经营收益积累。这些趋势变化都是我国经济更多转向内需驱动、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不断提升的具体反映。

总的来看，只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才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更好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应充分总结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功经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尊重和保护产权等在我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念和规则。这些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为完善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贡献了有益经验和“中国方案”。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建设性和引领性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体系贡献中国力量。